婆婆生前來家裡時，我常常用這組杯具泡香茅茶。
她喜歡小器物，那些器物存留了我們對她的記憶與思念。
我跟先生之間以「台北爸媽」跟「台東爸媽」來稱呼我們的兩對父母。初婚時，我頭一次聽到先生對我說起我的爸媽時竟然從「蔡媽媽」改口為「妳媽媽」。那種感覺真奇怪，好像我們倆成了家人，但沒有把其他的人帶進這個關係裡；我也很難想像要開口對他說起婆婆時，從「翁媽媽」改口為「你媽媽」。所以，我提議從此之後以居住的地方來稱呼我們共有的父母，孩子出生後，台北阿公或台東阿公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稱呼了。
這篇文章原本想在上星期母親節貼上部落格的，但怕傷感的感覺影響了大家過節的心情，延至今天才貼上。那是2001年送台北媽媽之後寫的。
送別
十一月六日的中午十二點二十三分，我的婆婆與肝癌奮戰了兩年三個月後，疲憊地離開了人世。為了面對她的離開，雖然我們已經做過千百次的心理準備，但真正送她遠行的那一刻，孤寂與傷心的感覺卻是Eric和我靠著自己獨撐不起的份量。
她在人間的最後一晚，Eric和我在醫院陪伴著她，這一晚對我們倆來說意義非常深重。過去兩年多來也有過好幾個夜晚，我們曾這樣一起陪她渡過，先是榮總而後馬偕醫院。有時候我們體力撐不住了，便輪流去小睡片刻；有的時候她興致很高，我們陪她徹夜長聊。但這最後一夜，病房裡雖然還是我們三人同在，病床上的她卻只是困難的呼吸著，一動也不動地讓我們牽著她小小的手。
她的耳邊一直播放著大姐帶來的佛經助唸錄音帶，我在心裡默念Christina Rossetti的詩「上坡路」，兩年來，我一想起她的可能離去，就會拿出這首詩來讀，真心希望走過辛苦之後，她會找到那間有著柔和的燈、舒適的床和真摰情感的溫暖小屋。
入夜之後，她的心跳平穩了下來，Eric和我在病床前一起回憶著台北媽媽身體還健康時，我們一起有過的旅行和渡過的快樂時光，然後在細細密密的回憶裡，我才又一次的感受到她對我的疼愛有加。
十八歲那年，我與婆婆初相識時，她是個衣著入時的母親，而我是個礙於親戚情面、硬被推去相親的大一學生。從許多角度上看來，我們都是很不一樣的人；她鮮艷、我樸素；她怕油煙、我喜歡操作家事；她期待孩子依賴；我卻從小被父母教養得很獨立。然而成為她的媳婦這十五年，我們卻願意一起辛苦地學習著婆媳之道，直到她過世前，雙方都不曾放棄努力的真誠。
兩年多來進出醫院，總會聽到護士問我：「妳是女兒吧！」起先我還會解釋：「不，我是媳婦。」漸漸地，我看到了這個答案會得到另一種莫名的嘉許時便不再解釋了。我想到，有一天當她離開時，唯一能留下的只有情感與記憶，那些用來標誌親疏遠近的稱謂，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不管我是女兒或媳婦，真正的意義是，她曾在人世間當了我十五年的母親，並像一般的母親，試圖了解她新生的孩子那樣來了解我、挑剔我或疼愛我；而我也就是那個尋常的孩子，有時乖巧、有時令人氣惱，卻有可取的熱情想盡力做個好孩子。於是我們就用這些真心去包容那些無關緊要的誤解和不適。
十五年來，我們曾一起去過好幾個國家旅行，我們住曼谷的那幾年，她也每年至少探訪我們三次以上。她喜歡我選的每一個家，更喜歡在黃昏夕照時，在廚房裡看著我做菜、跟我聊天，她總是用一種非常讚賞的眼光，看著我生活裡的每一個細節，這是我最感激的一點，也是我們累積相知與信任的基礎。我更相信，是這些極其平凡的愛與懷念，永遠不會在歲月之中失落，所以我想對她說：告別之後，我會在每天的生活腳步裡深深地紀念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