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我找了好幾個月才出現，只記得是讀者文摘的英漢對照卻不記得是哪一年的哪一期。WH第一次跟我說起自己的故事時，我很想把這篇文章找出來給她，但是在台灣與新加坡家中好幾百本的讀者文摘裡，怎麼找都找不到這篇印象深刻的文章。
前天晚上，它竟出現在我隨手抽出的一本中。這份巧合讓我覺得，也許這篇文章不只能用來送給WH，也適合給花園裡的每一位媽媽，希望mimi也看到。
1989年7月份讀者文摘英漢對照
我母親選擇的生活
像大多數小孩子一樣，我相信我母親無所不能。她是個活力充沛、朝氣蓬勃的女性，打網球，縫製我們所有的衣服，還撰寫一個報紙專欄。我對她的才藝和美貌崇敬無比。
她愛請客，會花好幾小時做飯前小吃，摘花園裡的鮮花擺滿一屋子，並把家具重新佈置讓朋友好好跳舞。然而，最愛跳舞的是母親自己。
我會入迷地看她在歡聚作樂前盛裝打扮。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我們喜愛的那襲配有深黑色精細網織罩衣的黑裙子，把她金黃色頭髮櫬得天衣無縫。然後，她會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為我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可是在她三十一歲時，她的生活變了，我的也變了。
彷彿在突然之間，她因為生了一個良性脊椎瘤而弄至癱瘓，平躺著困在醫院病床上。我當時十歲，年紀還太小，不能領略「良性」一詞是怎樣的反話，因為，她從此以後便永遠不再一樣了。
母親以她對其他一切事務的那種積極心情面對她的病。「物理治療」和「殘障」等詞成了我們一起進入的那個陌生新世界的一部份。我逐漸開始照顧一向照顧我的母親。
她終於可以起來坐輪椅了，於是，把她推入廚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在那裡，她指點我把胡蘿蔔和馬鈴薯削皮，以及用鮮蒜、鹽和厚塊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要訣。
我十一歲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她和爹爹將會有個小寶寶。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醫生曾勸她接受治療性流產，但她激烈反對。不久，我們便成了那個小妹妹瑪莉‧特雷絲的母親。我很快便學會替小寶寶換尿片、洗澡和餵奶。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記得特別清楚；瑪莉‧特雷絲兩歲時跌了一跤，膝蓋的皮蹭破了，她哭了起來，略過母親對她伸出的兩臂而投入我的懷抱。我看到母親臉上隱約浮現的難過神情時，已經太晚了，但她只是說道：「她當然應該跑到妳那裡，妳把她照顧得那麼好。」
母親的每一項成就都是我們兩人生命中的大事；駕駛有動力輔助轉向和動力輔助煞車裝置的汽車，她重返大學讀書，以及得到輔導碩士學位。
她盡力學習一切有關殘廢人士的知識，後來成立了一個名叫殘障社的輔導團體。有天晚上，她帶我兄弟和我到那裡去。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多身體上有各種不同殘障的人。我回到家裡，心想我們多麼幸運。她還介紹我們認識一些大腦痲痺患者，讓我們知道他們大都和我們同樣聰明。她又教我們怎麼和弱智的人溝通，指出他們時常都很親切熱情。
由於母親那麼樂觀地接受了她的處境，我也很少對此感到悲傷和怨恨。可是有一天，我不能再心平氣和了。在我母親穿高跟鞋的形象消失以後很久，我家有個晚會。當時我十幾歲，當我看到微笑的母親坐在旁邊看她的朋友跳舞時，突然醒悟到她身體的缺陷多麼殘酷。我腦海裡再度映現母親容光煥發、翩翩起舞的倩影。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記得。我朝她挨近時，看到它雖然面帶笑容，卻熱淚盈眶。我奔向自己的臥房，哭了起來，對上帝大發脾氣，對我母親身受的不平深感憤慨。
我長大後在州監獄署任職，母親毛遂自薦到監獄去教授寫作。我記得只要她一到，囚犯便圍著她，專心聆聽她講的每一個字，就像我小的時候那樣。
她甚至在不能去監獄時，仍與囚犯通信。有一天，她給了我一封信叫我寄去給一個名叫韋蒙的囚犯。我問她可不可以看，她答允了，但她完全沒有想到這信會給我多大的啟示。信是這麼寫的：
親愛的韋蒙：
自從接到你的信後，我便時常想到你。你提起關在監牢裡多難受，我深為同情。可是你說我不能想像坐牢的滋味，那我覺得非說你錯了不可。
監牢有許多種的，韋蒙。
我三十一歲時有天醒來，人完全癱瘓了。一想到自己被囚在軀體之內，再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我便傷心極了。
有好長一陣子，我躺在那裡問自己這種生活值不值得過。我所重視的東西，似乎都已失去了。
可是，後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選擇的自由。看見我的孩子時應該笑還是哭？我應該咒罵上帝還是請他加強我的信心？換句話說，我應該怎樣運用仍然屬於我的自由意志？
我決定儘可能充實地生活，設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擴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選擇為孩子做個好榜樣，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體上枯萎死亡。
自由有很多種，韋蒙。我們失去一種，就要尋找另一種。
你可以看著鐵欄，也可以穿過鐵欄往外看。
你可以作年輕囚友的做人榜樣，也可以和搗亂份子混在一起。你可以愛上帝，也可以不理祂。
就某種程度上說，韋蒙，我們命運相同。
看完信時，我已淚眼模糊。然而，我這時才能把母親看得更加清楚。我再度感覺到一個小女孩對她無所不能的母親的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