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復興中學回來之後，心裡一直記掛著一件事。
當天的演講分為兩大段，每段之間有討論的時間。第一個提問的媽媽站起來之後，話還沒有說完，淚已爬滿臉上。讓我特別感動的是，當時坐在這位母親前兩排的董事長 尹 女士，馬上站起來往上走去給這位母親一個深深的擁抱。
孩子很小就檢查出嚴重的聽障，為此母親一度得了憂鬱症。她問我，自己要怎麼給這樣的孩子生活中實作的教育？
台上台下，我們交換了一些意見。會後她又來到講台前，一樣是未語淚先流，在她之後的另一位母親，看著這一幕，眼眶也忍不住紅了起來，她伸出手給了這位雖同校但應是陌生的朋友一份同為母親的友誼。
我要把這篇故事送給那位母親。因為常常覺得自己能給的鼓勵與安慰非常少，短短的談話比不上一段真實的故事來得深刻。
海倫凱勒女士不只是感官障礙者攀越自己極限的典範，我相信她感受生活、珍惜生命的勇氣，更是每一個健全的身心自省的明鏡。
這故事不曾收錄在關於海倫凱勒相關的書籍中，也因此，它有更親切的一面。尤其是最後一句，我把它加上英文，因為那就是凱勒女士對我們最好的叮嚀。
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本書，那開在我們眼前的扉頁，我們可曾每天歡欣仔細地閱讀？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With Helen Keller〈錄自1976年讀者文摘英漢對照選集〉
一九五零年夏，我丈夫和我住在義大利波多芬諾，房子居高臨下，風景絕佳。遠在右下方是藍色的海港，有詩情畫意的半島和古老的堡壘；左邊是小小翠色的巴拉奇灣，有柏樹圍繞的白沙灘。不過我們的樂園中有個危險:就是由懸崖峭壁蜿蜒而上通到我們房屋的一條小徑。市政府不准我們築條像樣的路來代替這條騾子踏的小徑。我們只有那輛老舊的美國軍用吉普車能爬得上這條窄徑，應付得了那些急彎、陡坡和路面的坑窪。
有一天，住在小徑邊比我們更高處的瑪歌．貝索齊伯爵夫人打電話來說，她表姊和一個伴從已經到了波多芬諾，她自已的吉普車壞了。問我可否開車到華美旅館去接這兩位老女士上 山？她說：「只要找海倫．凱勒小姐就行啦。」「瑪歌，」我吃驚地問道，「妳不是說海倫．凱勒吧？」 「正是，」她回答說，「她是我表姊。你不知道嗎？」
我跑到車房，跳上吉普車，顛簸下山。 我十二歲時父親把海倫．凱勒的自傳給我讀。她在書裏談到命運為她這盲聾小女孩所選的傑出教師安妮．塞利文。塞利文小姐教她說話，把她這頑劣不馴的小傢伙造就成社會上有教養的人。我還清楚記得她描寫最初幾星期塞利文小姐和她掙扎的情形，還有後來那美妙的時刻，塞利文小姐抓著她的手，放在抽水機龍頭下，在她另一隻手上寫w-a-t-e-r﹝水﹞，那呆頭呆腦的小女孩豁然頓悟了文字的奧秘。
我把吉普車退到覆滿九重葛的牆邊，向旅館說明來意，一位高而體態豐滿的女士從露台椅子上站起來和我招呼。她是波莉．湯姆森，海倫．凱勒的伴從。她旁邊又一位女士緩緩站起，伸出手來。當時海倫．凱勒已七十多歲，是個瘦小白髮的婦女，睜著雙大藍眼睛，帶著羞怯的微笑。「您好？」她說得很慢，略帶喉音。我和她握手，她的手舉得太高，因為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她和人初次會面，總免不了這種錯誤，但決不會錯第二次。後來我們道別時，她伸手和我緊握，恰好不高不低。
行李放在吉普車後面，我幫著精神愉快的湯姆森小姐在行李旁坐好。旅館侍者把海倫．凱勒抱起，讓她在我身旁的前座坐下。這時我才想起這將是件危險的負擔。吉普車是敞的，沒有什麼可以牢牢地抓握住的東西。由於路面的傾角和車子的性能，必須以高速才能轉得過急彎，那時我有什麼辦法使這位盲目老小姐不跳出這老爺車外？到了亂石縱橫的小徑路口我停下吉普車，轉面向她說：「凱勒小姐，我們要爬上一個很陡的坡，你抓緊擋風玻璃的一塊鐵板好嗎？」
她帶著期待的神情向前凝視。湯姆森小姐在我後面耐心地說：「親愛的，她聽不見你說話，也看不見你。我知道一開始是不容易習慣的。」我窘得很，像傻子一樣結結巴巴地解釋當前的問題。湯姆森小姐跪著趴在行李上去拉凱勒小姐的手，把她的手指很快地上下左右扳動，用盲聾語言把我的話傳達給她。
「我不在乎，」海倫笑著說，「我會抓緊的。」 我把她的手放在她面前那塊鐵上。「好啦，」海倫高興地叫道。吉普開動時跳了一下，湯姆森小姐從座位跌倒在行李上。我不能停車，因為路陡而煞車又不可靠。車子怒吼而上，湯姆森小姐像翻了身的甲殼蟲，狼狽不堪。
我這輛吉普載過不少客人，他們都抱怨說它彈簧太軟，這也難怪，路上那麼多圓石和坑窪，穿行於橄欖樹叢之間又有不少急轉彎，下臨深淵而視線沒有完全遮住，客人嚇得失魂落魄的當然不在少數。海倫．凱勒是第一個對危險茫然無動於衷的乘客：車子猛烈跳盪，她感到有趣，撞到我肩膀時只是哈哈大笑。她居然唱起歌來。「真好玩，」她快樂地曼聲說，顛簸得上上下下。「棒極啦!」她大聲道。
衝過我們的房屋時，我從眼角看到園丁正在胸前畫十字。我不知湯姆森小姐情況如何，因為吉普的怒吼早就淹沒她的驚呼。不過我知道海倫還在我身邊。她稀疏的白髮散亂地在臉上拂來拂去，她欣賞這段顛簸的路程，像小孩坐起伏不停的旋轉木馬般高興。
我們終於在兩棵大無花果樹之間轉最後一們彎，我看到瑪歌．貝索齊和她丈夫在等候我們。他們攙海倫下車，相與擁抱：行李也卸下了，大家又扶起湯姆森小姐並幫她撢去身上的塵土。 兩位老婦人進了她們的房間盥洗時，瑪歌告訴找她表姊的生活狀態。「她實際能注意到的，」瑪歌說道，「只是嗅覺上的變化。在此地，在紐約，或在印度都是一樣，只是坐在一個靜寂的黑洞裏。」
海倫和波莉輕輕鬆鬆地臂挽著臂，好像只因為彼此感情很好的樣子，走過花園到露台來，我們正在等她們。「那一定是紫藤花，」海倫說，「總有不少棵吧，我聞到那香味。」
海倫的語法和發音不太正常，說話有點結巴，像患過中風的人，子音緩慢而且吃力。她轉身正對著我看，因為她已感覺到我坐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吧，我們是要到佛羅稜薩去看米蓋朗奇羅雕刻的「大衛」像。我真高興，我一直想去看那個雕像。」 我茫然不解，望了湯姆森小姐一眼，她點點頭說道：「是真的。義大利政府圍著那雕像豎了鷹架，好讓海倫爬上去撫摸。這就是她所謂的『看』。我們在紐約常去劇院，我把舞台進行的表演告訴她，並描述那些演員的樣子 有時我們也去後台，讓她「看」布景和演員。她回家後，覺得自已真的觀賞了戲劇。」
午飯就開在露台上。海倫被引入座，我注意她怎樣「看」她面前的餐具。她像閃電一般快，伸手摸摸桌上的餐具──碟子、杯子、銀器──記住位置。然後在用餐時，再也用不著摸索，像我們一樣隨隨便便有把握地取用餐具。 飯後，我們留在陰涼的露台上，四面全是一串串下垂的紫藤花，像厚厚的紫幕，下面是陽光照耀的海水。海倫和平常一樣地坐著，微微翹首好像在靜聽，睜著藍色而無視力的大眼睛，雖然是張老婦人的臉，卻有女學生的天真神情。不管她曾受過什麼苦難──也許目前仍在折磨她──臉上卻不帶任何痕跡。那是一張孤獨的臉，一張聖徒的臉。
藉她朋友傳話，我問她在歐洲還想看些什麼。她慢慢地講出她的旅遊計劃，包括要去的地方和要見的人。簡直令人難信，她的法語說得相當好，德語與義大利語也能達意。「我想看的太多了，」她說，「要學習的也太多了。而死亡轉瞬即至。不過我並不為此而憂。正好相反。」
「你相信死後還有生命麼?」我問。 「絕對相信，」她強調說，「死亡就好像從一間房走進另一間房。」 我們都靜坐，片刻無言。然後她慢慢地，很清晰地又說:「不過你要知道，我的情形不同。因為在那另一間房裏，我將有視力。」
“But there’s a difference for me,you know.Because in that other–room–I shall be able to s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