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228高雄小住校孩子們的隔天,我接到天下文化轉來北京華文編輯的信,希望我為《媽媽是最初的老師》和《我的工作是母親》簡體版再版各寫一篇序文。雖然我寫的很快,但心情並不草率。我之所以下筆就能寫出感受,是因為每個月無論在台北或高雄都能不斷與孩子們相處。除了那些親如家人的相處時刻之外,孩子們離去之後的回顧與下一次到來之前的準備,對我來說最重要,因為我期待自己在反省與準備中,更了解教導之於成長的意義。

我在給《媽媽書》的序文中寫了這樣的一段:

這本書的內容最終以八個字完成收納。這十幾年來,因為讀者同意、體悟與實踐,它因而超越了我個人的經驗與主觀的感受,完成了書名所應該具有的客觀意義,也回應我所認知的親子內涵。如今,再也沒有人像這本書剛出版的一、兩年那樣,在相關的演講之後,帶點疑惑或挑戰的問我說:「為什麼書名是《媽媽是最初的老師》,那爸爸的角色呢?」

教養的實質,不在於如何去諧音或仿義書名的用字;更不在於窄化理論或泛談方法;一個人既是母親,又真正成了孩子初次學習的老師,只因為她處於「了解」的位置:
始教之初,了解自己的言行對孩子有多重要;
施教之時,了解自己對所教之事意義與技巧的掌握;
教導之後,了解孩子是一個獨立與完整的個體,因而再不放心也能放手地讓他們去踩踏責任的實地,在生活場中揮汗練習自己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