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電腦在美國旅程的中途，D磁碟機突然壞了，過一個星期 ，E磁碟機也出問題，回家後趕緊送修搶救所有的存檔資料，其中痛苦無法盡訴，有些計劃不得不因此而修改。
前天出門時，只好帶著Epc，可憐的是，Epc鍵盤小，我手粗，位置又與熟悉中不同，打一行字，改的時間比打的時間多出好幾倍，自己覺得很可笑。關於這篇文章想說的話，只好簡筆草草。
照片中這些腳踏車的素描是今年入RISD所有新生的作品。每一年，入學申請要送交的素描題目一定會有「腳踏車」。這次，我看到了今年入學者的腳踏車，雖然一張素描只是能力與創意的小角落，但還是覺得眼界大開、非常有趣。
開學前的家長座談中，校方一再強調任何一堂課如果無由缺課兩堂就取消上課資格，我有點吃驚，因為「嚴格」很少是我們對大學的印象。
星期三，Pony上她的第一堂2D課，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中間休息一個半小時午餐。
陪她一個星期、仔細聆聽她上課的想法之後，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這些安排，也準備透過Pony此後的分享來印證我對學習與實作的想法。
去美國的前一天，我在電話中接受一本兒童雜誌的訪問，談的是父母們都希望孩子擁有的「快樂學習」。對於這原本立意良好卻被商業化的名詞，我還是建議父母自己要先把「快樂學習」與「歡樂學習」做正確的區辨。身心受到嚴謹的訓練，並不代表孩子一定會不快樂；教師也不一定要成天搞笑，在台上蹦來跳去，孩子才能無憂地學習。我相信所謂的快樂學習並沒有取巧之意，而是一種可以滿足心靈、帶來喜悅的學習方式，專心與努力的付出一定是必要的。
關於這些，我所能講的道理或許並不中聽，所以我想以一篇文章來幫助說明。這篇文章早在Pony有一次無意中跟我提起時已上傳，卻一直未解開，今天終於又想起。
高斌太太名譽攸關的事
「該生六年級入學試不及格。也不夠資格入讀五年級。要跟上四年級恐怕也有困難。」姑母唸出這些字句時，心情也和我一樣極為沮喪。她頹然倒在一張椅子上，高舉臂膀喃喃自語說：「我的天！我的天！」當時是一九四九年，我十二歲。大多數學生十一歲便進入六年級。假知遲一年或兩年…那倒也罷了。
但是，要等到天分頂高的孩子已準備畢業的十五歲這一個年齡才進中學──那倒不如把上學唸書這回事忘掉算了。
不錯，我有一些藉口。大戰期間，沒有人把我送到學校唸書，卻願讓我避過必須在別的孩子面前佩戴猶太人標誌黃星──以及甚至更難堪的待遇。雙親相繼去世後，我先後讓好幾個家庭收容過，後來才被在巴黎巴提堯教堂附近經營一家小帽店的姑母收養：從一九四六年開始上學起，我一再被一家小學推到另一家小學，安插在和我的年齡相稱而不是和我的智能相稱的年級裏。
現在，我們已被迫面對事實：知識的水龍頭是不能像奇蹟一樣一扭就開的，就在姑母心情沉重地回去縫製她的帽子時，有個顧客走進店來，這位個子嬌小、背部微彎、眼睛淺藍色的女人穿了一襲樸實的灰色套裝，只有鈕孔裏的一根紫紅色絲帶給這套衣服帶來少許生氣：她的頭上放著一件看來像個購物袋的東西，也許是一隻皮手筒，但絕不是一頂帽子。她進來是想試一試她在櫥窗裏看到的一頂雅致軟帽。
我們認得這個女人，因為她就住在帽店上面的公寓大廈裏，不過關於她的身世，我們只知道她多年前喪偶，而且剛剛退休。既然是鄰居，所以姑母覺得不妨給她看我那張丟人的成績報告單。「叫這孩子明天上午來看我，」那女人建議說，「讓我們看看能不能想點辦法。」
我們看她的名片時，不禁目瞪口呆：「愛麗絲．高斌──前師範學校校長、現任名譽校長、多項學術獎得主。」
到了約定時間， 高斌 太太叫我在她飯廳桌子旁邊坐下，迅速地對我的知識查核了一番。她的判斷並不令人鼓舞。「每星期幾小時的私人補習不會有什麼作用，」她對姑母說，「必須讓我一天二十四小時把這孩子留在身邊。這樣，他明年就一定可以進六年級。我願以我的名譽打賭。」當天晚上，我搬進了我在 高斌 太太家裏的房間。
對於這樣一位曾經那麼深切地影響我的一生，以致我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可以聽見她的笑聲的女士，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她的好奇心永遠無法滿足。由於她對藝術史著迷，因此不久前才進入羅浮學校就讀，成為班裏比她的孫兒還年輕的學生中唯一的成年人。課餘有暇，她就參加由嚮導帶領的巴黎舊城遊覽。晚間，她則溫習課本和整理筆記。「以我這個年齡來說，如果不想顯得古怪可笑，」她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懂得比那些較我年輕四十歲的學生多一點的東西。」
高斌 太太一個人住在一所有四個房間的公寓住宅裏，裏面到處充斥著書籍，甚至連飯廳櫥櫃裏的瓷器也給擠了出去。在我那小房間的臥床上面，就有個書架藏看法國小說家兼散文家安納托．法朗士的全集。
不過比起我姑母那個我們永遠要在漿糊和松節油臭味中過活的工場來，我的新房間簡直是皇宮。 高斌 太太立刻就准許我用她客廳裏那兩個大書櫥裹的書，還把她的一些畫冊拿給我看。她已決定把我當作成年人看待，不但如此，還是當作一個有教養的成年人看待。這是她教學的基本原則。因此，她向我敘述她在布魯治學校埃及藝術課程或法蘭德斯原始畫家課程中所學到的一切。
我不大明白她所說的東西，不過，令我受寵若驚的是，一位校長而又是學術獎的得主，居然能夠忘記我是班上名列榜尾的人。為了不使她失望，我不斷點頭。有時候，我還冒昧提出問題。在我提出問題時，她就笑逐顏開：這證明了我腦子裏有樣東西正開始融解。
在學業方面， 高斌 太太堅持我要有個鉛筆鉋和一本字典經常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你削鉛筆時，」她說，「同時也在磨礪你的智力。」字典不可缺少，那是我敲開前途之門的「芝麻，開門」口訣。「如果你每天學會兩個新字，」她解釋，「一年之內你的字彙就會增加一倍以上。它比撲滿有益得多。」
因此，我用字典去查的第一個字就是「有益」。當我說出姑母剛為我買了一部「非常有益」的圖解字典時， 高斌 太太突然大笑起來，使我大為懊惱。「我之所以笑，」她說，「是因為你令我高興。至於在你使用新字時取笑你的那些人，則是傻瓜。」
高斌太太認為克服我的深重挫敗感和增長我的知識同樣迫切，因此根據這個理論，她在深信我能夠解決某種問題之前，絕不讓我去碰那種問題。她的方法是：一面讓我看看她解決一個類似的問題，一面明確地解釋她所做的事情和為什麼那樣做。她會重覆解答兩列火車相遇的同一問題六、七遍，從不顯露絲毫不耐煩的神色。等到我的眼睛終於閃出一點領悟的光芒時，她就對我說：「現在你來解答一條問題。」每次我解答成功，她總是以同樣的方式稱讚我：「我早知道你第一次嘗試就可以做得到。」那是我所聽到過的最可愛謊話。
教了四十年書的 高斌 太太熟悉所有的標準初級讀本，認為它們的內容對我這個年齡過於膚淺。因此，我要高聲朗誦當天的報紙。她靠看枕頭斜躺在床上，我則坐在她床腳邊的一張小板凳上，吃力地讀出有關馬歇爾計劃億萬美元撥款、奧里歐總統在艾麗舍宮舉行酒會和國家重建進展等的新聞。在我將單字唸錯或連接得不當時，她就不厭其煩給我矯正。直到她打瞌睡了，我才上床睡覺。
我們每天很早起床。在我出門上學前，我們照例花一段很短的時間研習算術和實用文法。她滿懷喜悅地教了我一整套幫助記憶的方法：例如，「我覺察到『覺察』(appreciate)這個字的拼法有兩個P字。」
吃中飯時，我們繼續這種練習，到了晚上，我們則先處理我的家庭作業，然後開始唸報紙。
在星期四休息半天時，以及在星期天、假日和短暫假期中，我們也保持同樣的常規，只不過在這樣的日子裏我們通常到了中午就停工。別以為由於我的朋友在附近巴提堯廣場玩耍，我就可能覺得這樣一個時間表嚴格到令人苦惱。其實一點也不。 高斌太太談論藝術、藝術家生平、贊助藝術家的國王與王子等範圍廣闊的題外話，以及我可以自由利用她書架上的書的特權，正在實現了第二個奇蹟：使我養成對書本的愛好。雖然我在星期四下午高興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但我常常還是寧願犧牲跟朋友玩耍而去看書。
高斌太太不喜歡親吻，也不喜歡稱呼小名和給甜頭。她的慈愛和我們的親密關係，表現在別的方面。「我們買什麼當茶點?」她有時會問，「牛油蛋糕還是小甜餅?」我知道她喜歡英式水果蛋糕，因此總是選它。可是，她也同樣知道我喜歡小甜餅，因此總是兩樣都買，而且在未買之前還笑自己提出那個問題毫無意義。
高斌太太自己所定的目標，是我的中學入學試。她毫不理會我目前的學校分數，也不理會我目前老師對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學校分數有時會令人難堪的原因。雖然我在班上的名次仍舊接近榜尾，但有時候找他會得個乙下，甚至得個乙等，以致老師都向我道賀。接著，兩天之後，我卻會在某科考試中得個零分。這時，困惑不 解的老師只能在我的成績報告單上作這樣的批註：「該生表現完全不穩定。」「不穩定不就是動的特徵嗎，馬塞爾？」 高斌 太太會提出這樣的見解。我會冒險地答聲「是」，跟看她便哈哈大笑，然後我們再繼續削我們的鉛筆。
入學考試之前幾天，我開始緊張起來。 高斌 太太並不表露她的心情。考試前夕，我們照常工作。她唯一的建議只是我看算術試題時不要太匆忙。甚至今天，那位穿白襯衫的監考員將算術試題抄在黑板上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有些考生像「金剛」一樣拍看胸膛表示他們對試題全部明白。至於我，則耐心地等他抄完試題之後，才作出判斷。 高斌 太太不是吩咐過我看試題時不要太匆忙嗎?
我考完試出來時，因為對自己毫無把握，所以把我的演算草稿丟進了陰溝，以免高斌 太太看了忍不住查問我。雖然我是利用駝鳥政策來拖延我的疑懼，但同時也在延遲如果考試不及格便會爆發的風暴。經驗告訴我，對於這種事情，你再怎麼小心都不算過分。
放榜的那天上午，同樣的謹慎態度告訴我不要急著去看榜。這點我做得很好，因此就在我剛出門時，碰到了一個已經看過榜回家的朋友。「我及格了，你也及格了！我看到了你的名字！」他高聲喊道。我立刻拔足就跑。他有看錯嗎?沒有。我的名字的確在榜上！
那天我整天找高斌太太都找不到。她一直失蹤，到下午七點過後才回來。她的白髮梳理得無懈可擊。「因為我毫不懷疑有這個結果，」她滿面春風地告訴我，「所以到了美容店去梳理頭髮，以慶祝一下。」我們一齊分享了她頭一天偷偷訂好我最喜歡吃的蛋糕，接著她還親了我一下。她是在那一刻真正開始退休的。此時她可以承認，她早就厭倦了分數和有關水龍頭的問題。因此，這也是我們談論我的教育問題的最後一次。由於她的幫助，我的學業從此進入了常軌。
自然， 高斌 太太拒絕考慮接受我們以金錢報答她的幫助。她「名譽攸關的事」一向都不是拿來出售牟利的。她曾經把我稱為「我那個在危難中的小弟子──給我最多麻煩的一個，而且也許是我真正教了他們一點東西的少數學生之一」。「至於其餘的，」她補充說，「即使沒有我他也會同樣有出息。」當然，我絕對不相信她這句話。
對我姑母和我來說，我們的名譽攸關之事則是要確保高斌 太太每次出門時都戴一頂全街坊鄰里中最漂亮的帽子，直至她一九六三年逝世為止。說到帽子，我們可比高斌 太太內行得多。
我所記得的一些有關她的最後往事，其中一件發生於幾年之後，那時我們已離開了那個製帽工場搬進一所公寓住宅。有個晚上， 高斌太太到我們家來吃晚飯時，我想讓她看看我的藏書。就在她跨進我的房間時，我突然記起我仍然保留看她的七、八本書，於是趕快招認它們是我未經她准許借來的。她愕然地望看我，好像那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哦，我親愛的馬塞爾，你應該多弄一些過來才對呀。那些我永遠不會再看的書，留在你這裏要好得多了。」
我最後一次望這些包括幾本法朗士小說在內的裝訂精美書籍，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過，它們在我的藏書中依然佔有崇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