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

婆婆生前來家裡時,我常常用這組杯具泡香茅茶。
她喜歡小器物,那些器物存留了我們對她的記憶與思念。


我跟先生之間以「台北爸媽」跟「台東爸媽」來稱呼我們的兩對父母。初婚時,我頭一次聽到先生對我說起我的爸媽時竟然從「蔡媽媽」改口為「妳媽媽」。那種感覺真奇怪,好像我們倆成了家人,但沒有把其他的人帶進這個關係裡;我也很難想像要開口對他說起婆婆時,從「翁媽媽」改口為「你媽媽」。所以,我提議從此之後以居住的地方來稱呼我們共有的父母,孩子出生後,台北阿公或台東阿公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稱呼了。
這篇文章原本想在上星期母親節貼上部落格的,但怕傷感的感覺影響了大家過節的心情,延至今天才貼上。那是2001年送台北媽媽之後寫的。

 送別

十一月六日的中午十二點二十三分,我的婆婆與肝癌奮戰了兩年三個月後,疲憊地離開了人世。為了面對她的離開,雖然我們已經做過千百次的心理準備,但真正送她遠行的那一刻,孤寂與傷心的感覺卻是Eric和我靠著自己獨撐不起的份量。

 

 

    她在人間的最後一晚,Eric和我在醫院陪伴著她,這一晚對我們倆來說意義非常深重。過去兩年多來也有過好幾個夜晚,我們曾這樣一起陪她渡過,先是榮總而後馬偕醫院。有時候我們體力撐不住了,便輪流去小睡片刻;有的時候她興致很高,我們陪她徹夜長聊。但這最後一夜,病房裡雖然還是我們三人同在,病床上的她卻只是困難的呼吸著,一動也不動地讓我們牽著她小小的手。

    她的耳邊一直播放著大姐帶來的佛經助唸錄音帶,我在心裡默念Christina Rossetti的詩「上坡路」,兩年來,我一想起她的可能離去,就會拿出這首詩來讀,真心希望走過辛苦之後,她會找到那間有著柔和的燈、舒適的床和真摰情感的溫暖小屋。

入夜之後,她的心跳平穩了下來,Eric和我在病床前一起回憶著台北媽媽身體還健康時,我們一起有過的旅行和渡過的快樂時光,然後在細細密密的回憶裡,我才又一次的感受到她對我的疼愛有加。

    十八歲那年,我與婆婆初相識時,她是個衣著入時的母親,而我是個礙於親戚情面、硬被推去相親的大一學生。從許多角度上看來,我們都是很不一樣的人;她鮮艷、我樸素;她怕油煙、我喜歡操作家事;她期待孩子依賴;我卻從小被父母教養得很獨立。然而成為她的媳婦這十五年,我們卻願意一起辛苦地學習著婆媳之道,直到她過世前,雙方都不曾放棄努力的真誠。

    兩年多來進出醫院,總會聽到護士問我:「妳是女兒吧!」起先我還會解釋:「不,我是媳婦。」漸漸地,我看到了這個答案會得到另一種莫名的嘉許時便不再解釋了。我想到,有一天當她離開時,唯一能留下的只有情感與記憶,那些用來標誌親疏遠近的稱謂,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不管我是女兒或媳婦,真正的意義是,她曾在人世間當了我十五年的母親,並像一般的母親,試圖了解她新生的孩子那樣來了解我、挑剔我或疼愛我;而我也就是那個尋常的孩子,有時乖巧、有時令人氣惱,卻有可取的熱情想盡力做個好孩子。於是我們就用這些真心去包容那些無關緊要的誤解和不適。

    十五年來,我們曾一起去過好幾個國家旅行,我們住曼谷的那幾年,她也每年至少探訪我們三次以上。她喜歡我選的每一個家,更喜歡在黃昏夕照時,在廚房裡看著我做菜、跟我聊天,她總是用一種非常讚賞的眼光,看著我生活裡的每一個細節,這是我最感激的一點,也是我們累積相知與信任的基礎。我更相信,是這些極其平凡的愛與懷念,永遠不會在歲月之中失落,所以我想對她說:告別之後,我會在每天的生活腳步裡深深地紀念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