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WH與每一位母親

這篇文章我找了好幾個月才出現,只記得是讀者文摘的英漢對照卻不記得是哪一年的哪一期。WH第一次跟我說起自己的故事時,我很想把這篇文章找出來給她,但是在台灣與新加坡家中好幾百本的讀者文摘裡,怎麼找都找不到這篇印象深刻的文章。

前天晚上,它竟出現在我隨手抽出的一本中。這份巧合讓我覺得,也許這篇文章不只能用來送給WH,也適合給花園裡的每一位媽媽,希望mimi也看到。

1989
7月份讀者文摘英漢對照

我母親選擇的生活

像大多數小孩子一樣,我相信我母親無所不能。她是個活力充沛、朝氣蓬勃的女性,打網球,縫製我們所有的衣服,還撰寫一個報紙專欄。我對她的才藝和美貌崇敬無比。

她愛請客,會花好幾小時做飯前小吃,摘花園裡的鮮花擺滿一屋子,並把家具重新佈置讓朋友好好跳舞。然而,最愛跳舞的是母親自己。

我會入迷地看她在歡聚作樂前盛裝打扮。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我們喜愛的那襲配有深黑色精細網織罩衣的黑裙子,把她金黃色頭髮櫬得天衣無縫。然後,她會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為我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可是在她三十一歲時,她的生活變了,我的也變了。

彷彿在突然之間,她因為生了一個良性脊椎瘤而弄至癱瘓,平躺著困在醫院病床上。我當時十歲,年紀還太小,不能領略「良性」一詞是怎樣的反話,因為,她從此以後便永遠不再一樣了。

母親以她對其他一切事務的那種積極心情面對她的病。「物理治療」和「殘障」等詞成了我們一起進入的那個陌生新世界的一部份。我逐漸開始照顧一向照顧我的母親。

她終於可以起來坐輪椅了,於是,把她推入廚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在那裡,她指點我把胡蘿蔔和馬鈴薯削皮,以及用鮮蒜、鹽和厚塊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要訣。

我十一歲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她和爹爹將會有個小寶寶。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醫生曾勸她接受治療性流產,但她激烈反對。不久,我們便成了那個小妹妹瑪莉‧特雷絲的母親。我很快便學會替小寶寶換尿片、洗澡和餵奶。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記得特別清楚;瑪莉‧特雷絲兩歲時跌了一跤,膝蓋的皮蹭破了,她哭了起來,略過母親對她伸出的兩臂而投入我的懷抱。我看到母親臉上隱約浮現的難過神情時,已經太晚了,但她只是說道:「她當然應該跑到妳那裡,妳把她照顧得那麼好。」

母親的每一項成就都是我們兩人生命中的大事;駕駛有動力輔助轉向和動力輔助煞車裝置的汽車,她重返大學讀書,以及得到輔導碩士學位。

她盡力學習一切有關殘廢人士的知識,後來成立了一個名叫殘障社的輔導團體。有天晚上,她帶我兄弟和我到那裡去。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多身體上有各種不同殘障的人。我回到家裡,心想我們多麼幸運。她還介紹我們認識一些大腦痲痺患者,讓我們知道他們大都和我們同樣聰明。她又教我們怎麼和弱智的人溝通,指出他們時常都很親切熱情。

由於母親那麼樂觀地接受了她的處境,我也很少對此感到悲傷和怨恨。可是有一天,我不能再心平氣和了。在我母親穿高跟鞋的形象消失以後很久,我家有個晚會。當時我十幾歲,當我看到微笑的母親坐在旁邊看她的朋友跳舞時,突然醒悟到她身體的缺陷多麼殘酷。我腦海裡再度映現母親容光煥發、翩翩起舞的倩影。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記得。我朝她挨近時,看到它雖然面帶笑容,卻熱淚盈眶。我奔向自己的臥房,哭了起來,對上帝大發脾氣,對我母親身受的不平深感憤慨。

我長大後在州監獄署任職,母親毛遂自薦到監獄去教授寫作。我記得只要她一到,囚犯便圍著她,專心聆聽她講的每一個字,就像我小的時候那樣。

她甚至在不能去監獄時,仍與囚犯通信。有一天,她給了我一封信叫我寄去給一個名叫韋蒙的囚犯。我問她可不可以看,她答允了,但她完全沒有想到這信會給我多大的啟示。信是這麼寫的:

親愛的韋蒙:

自從接到你的信後,我便時常想到你。你提起關在監牢裡多難受,我深為同情。可是你說我不能想像坐牢的滋味,那我覺得非說你錯了不可。

監牢有許多種的,韋蒙。

我三十一歲時有天醒來,人完全癱瘓了。一想到自己被囚在軀體之內,再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我便傷心極了。

有好長一陣子,我躺在那裡問自己這種生活值不值得過。我所重視的東西,似乎都已失去了。

是,後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選擇的自由。看見我的孩子時應該笑還是哭?我應該咒罵上帝還是請他加強我的信心?換句話說,我應該怎樣運用仍然屬於我的自由意志?

我決定儘可能充實地生活,設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擴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選擇為孩子做個好榜樣,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體上枯萎死亡。

自由有很多種,韋蒙。我們失去一種,就要尋找另一種。

你可以看著鐵欄,也可以穿過鐵欄往外看。

你可以作年輕囚友的做人榜樣,也可以和搗亂份子混在一起。你可以愛上帝,也可以不理祂。

就某種程度上說,韋蒙,我們命運相同。

看完信時,我已淚眼模糊。然而,我這時才能把母親看得更加清楚。我再度感覺到一個小女孩對她無所不能的母親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