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一位媽媽

去復興中學回來之後,心裡一直記掛著一件事。

當天的演講分為兩大段,每段之間有討論的時間。第一個提問的媽媽站起來之後,話還沒有說完,淚已爬滿臉上。讓我特別感動的是,當時坐在這位母親前兩排的董事長 尹 女士,馬上站起來往上走去給這位母親一個深深的擁抱。

孩子很小就檢查出嚴重的聽障,為此母親一度得了憂鬱症。她問我,自己要怎麼給這樣的孩子生活中實作的教育?

台上台下,我們交換了一些意見。會後她又來到講台前,一樣是未語淚先流,在她之後的另一位母親,看著這一幕,眼眶也忍不住紅了起來,她伸出手給了這位雖同校但應是陌生的朋友一份同為母親的友誼。

我要把這篇故事送給那位母親。因為常常覺得自己能給的鼓勵與安慰非常少,短短的談話比不上一段真實的故事來得深刻。

海倫凱勒女士不只是感官障礙者攀越自己極限的典範,我相信她感受生活、珍惜生命的勇氣,更是每一個健全的身心自省的明鏡。

這故事不曾收錄在關於海倫凱勒相關的書籍中,也因此,它有更親切的一面。尤其是最後一句,我把它加上英文,因為那就是凱勒女士對我們最好的叮嚀。

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本書,那開在我們眼前的扉頁,我們可曾每天歡欣仔細地閱讀?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With Helen Keller〈錄自1976年讀者文摘英漢對照選集〉

一九五零年夏,我丈夫和我住在義大利波多芬諾,房子居高臨下,風景絕佳。遠在右下方是藍色的海港,有詩情畫意的半島和古老的堡壘;左邊是小小翠色的巴拉奇灣,有柏樹圍繞的白沙灘。不過我們的樂園中有個危險:就是由懸崖峭壁蜿蜒而上通到我們房屋的一條小徑。市政府不准我們築條像樣的路來代替這條騾子踏的小徑。我們只有那輛老舊的美國軍用吉普車能爬得上這條窄徑,應付得了那些急彎、陡坡和路面的坑窪。

有一天,住在小徑邊比我們更高處的瑪歌.貝索齊伯爵夫人打電話來說,她表姊和一個伴從已經到了波多芬諾,她自已的吉普車壞了。問我可否開車到華美旅館去接這兩位老女士上 山?她說:「只要找海倫.凱勒小姐就行啦。」「瑪歌,」我吃驚地問道,「妳不是說海倫.凱勒吧?」  「正是,」她回答說,「她是我表姊。你不知道嗎?」

我跑到車房,跳上吉普車,顛簸下山。  我十二歲時父親把海倫.凱勒的自傳給我讀。她在書裏談到命運為她這盲聾小女孩所選的傑出教師安妮.塞利文。塞利文小姐教她說話,把她這頑劣不馴的小傢伙造就成社會上有教養的人。我還清楚記得她描寫最初幾星期塞利文小姐和她掙扎的情形,還有後來那美妙的時刻,塞利文小姐抓著她的手,放在抽水機龍頭下,在她另一隻手上寫w-a-t-e-r﹝水﹞,那呆頭呆腦的小女孩豁然頓悟了文字的奧秘。

我把吉普車退到覆滿九重葛的牆邊,向旅館說明來意,一位高而體態豐滿的女士從露台椅子上站起來和我招呼。她是波莉.湯姆森,海倫.凱勒的伴從。她旁邊又一位女士緩緩站起,伸出手來。當時海倫.凱勒已七十多歲,是個瘦小白髮的婦女,睜著雙大藍眼睛,帶著羞怯的微笑。「您好?」她說得很慢,略帶喉音。我和她握手,她的手舉得太高,因為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她和人初次會面,總免不了這種錯誤,但決不會錯第二次。後來我們道別時,她伸手和我緊握,恰好不高不低。

行李放在吉普車後面,我幫著精神愉快的湯姆森小姐在行李旁坐好。旅館侍者把海倫.凱勒抱起,讓她在我身旁的前座坐下。這時我才想起這將是件危險的負擔。吉普車是敞的,沒有什麼可以牢牢地抓握住的東西。由於路面的傾角和車子的性能,必須以高速才能轉得過急彎,那時我有什麼辦法使這位盲目老小姐不跳出這老爺車外?到了亂石縱橫的小徑路口我停下吉普車,轉面向她說:「凱勒小姐,我們要爬上一個很陡的坡,你抓緊擋風玻璃的一塊鐵板好嗎?」

她帶著期待的神情向前凝視。湯姆森小姐在我後面耐心地說:「親愛的,她聽不見你說話,也看不見你。我知道一開始是不容易習慣的。」我窘得很,像傻子一樣結結巴巴地解釋當前的問題。湯姆森小姐跪著趴在行李上去拉凱勒小姐的手,把她的手指很快地上下左右扳動,用盲聾語言把我的話傳達給她。

「我不在乎,」海倫笑著說,「我會抓緊的。」  我把她的手放在她面前那塊鐵上。「好啦,」海倫高興地叫道。吉普開動時跳了一下,湯姆森小姐從座位跌倒在行李上。我不能停車,因為路陡而煞車又不可靠。車子怒吼而上,湯姆森小姐像翻了身的甲殼蟲,狼狽不堪。

我這輛吉普載過不少客人,他們都抱怨說它彈簧太軟,這也難怪,路上那麼多圓石和坑窪,穿行於橄欖樹叢之間又有不少急轉彎,下臨深淵而視線沒有完全遮住,客人嚇得失魂落魄的當然不在少數。海倫.凱勒是第一個對危險茫然無動於衷的乘客:車子猛烈跳盪,她感到有趣,撞到我肩膀時只是哈哈大笑。她居然唱起歌來。「真好玩,」她快樂地曼聲說,顛簸得上上下下。「棒極啦!」她大聲道。

衝過我們的房屋時,我從眼角看到園丁正在胸前畫十字。我不知湯姆森小姐情況如何,因為吉普的怒吼早就淹沒她的驚呼。不過我知道海倫還在我身邊。她稀疏的白髮散亂地在臉上拂來拂去,她欣賞這段顛簸的路程,像小孩坐起伏不停的旋轉木馬般高興。

我們終於在兩棵大無花果樹之間轉最後一們彎,我看到瑪歌.貝索齊和她丈夫在等候我們。他們攙海倫下車,相與擁抱:行李也卸下了,大家又扶起湯姆森小姐並幫她撢去身上的塵土。  兩位老婦人進了她們的房間盥洗時,瑪歌告訴找她表姊的生活狀態。「她實際能注意到的,」瑪歌說道,「只是嗅覺上的變化。在此地,在紐約,或在印度都是一樣,只是坐在一個靜寂的黑洞裏。」

海倫和波莉輕輕鬆鬆地臂挽著臂,好像只因為彼此感情很好的樣子,走過花園到露台來,我們正在等她們。「那一定是紫藤花,」海倫說,「總有不少棵吧,我聞到那香味。」

海倫的語法和發音不太正常,說話有點結巴,像患過中風的人,子音緩慢而且吃力。她轉身正對著我看,因為她已感覺到我坐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吧,我們是要到佛羅稜薩去看米蓋朗奇羅雕刻的「大衛」像。我真高興,我一直想去看那個雕像。」  我茫然不解,望了湯姆森小姐一眼,她點點頭說道:「是真的。義大利政府圍著那雕像豎了鷹架,好讓海倫爬上去撫摸。這就是她所謂的『看』。我們在紐約常去劇院,我把舞台進行的表演告訴她,並描述那些演員的樣子 有時我們也去後台,讓她「看」布景和演員。她回家後,覺得自已真的觀賞了戲劇。」

午飯就開在露台上。海倫被引入座,我注意她怎樣「看」她面前的餐具。她像閃電一般快,伸手摸摸桌上的餐具──碟子、杯子、銀器──記住位置。然後在用餐時,再也用不著摸索,像我們一樣隨隨便便有把握地取用餐具。  飯後,我們留在陰涼的露台上,四面全是一串串下垂的紫藤花,像厚厚的紫幕,下面是陽光照耀的海水。海倫和平常一樣地坐著,微微翹首好像在靜聽,睜著藍色而無視力的大眼睛,雖然是張老婦人的臉,卻有女學生的天真神情。不管她曾受過什麼苦難──也許目前仍在折磨她──臉上卻不帶任何痕跡。那是一張孤獨的臉,一張聖徒的臉。

藉她朋友傳話,我問她在歐洲還想看些什麼。她慢慢地講出她的旅遊計劃,包括要去的地方和要見的人。簡直令人難信,她的法語說得相當好,德語與義大利語也能達意。「我想看的太多了,」她說,「要學習的也太多了。而死亡轉瞬即至。不過我並不為此而憂。正好相反。」

「你相信死後還有生命麼?」我問。  「絕對相信,」她強調說,「死亡就好像從一間房走進另一間房。」  我們都靜坐,片刻無言。然後她慢慢地,很清晰地又說:「不過你要知道,我的情形不同。因為在那另一間房裏,我將有視力。」

But there’s a difference for me,you know.Because in that other–room–I shall be able to see.”